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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预算公开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来源:新京报   作者:姜坤   日期:2013/4/21 21:25:25   阅读:

刘剑文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

针对财政预算公开,日前,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表示,目前预算公开与公众期望还有差距,要推动预算公开最重要的是靠顶层设计。

【如何看预算】

我们不要单看预算本身,而是看数字背后所反映的权力和义务关系,涉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国家和纳税人,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之间的关系。

【如何看“三公”】

我认为限控公款吃喝影响了GDP的说法是不对的。减少吃喝上的不合理支出,在某种程度上是增加政府收入。

三公经费强调的是公务花费,有一定必要性,我们要看是否超标。所以,要促使其越少越好,逐步合理化。

——刘剑文

谈现状 预算公开与公众期待有差距

新京报:如何评价当前预算公开?

刘剑文:预算公开自2009年起步,公开的部门和范围逐年扩大。我们不要单看预算本身,而是看数字背后所反映的权力和义务关系,涉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国家和纳税人,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之间的关系。预算公开,就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新京报:当前比较笼统的公开,是否还很不够?

刘剑文:预算公开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当前的公开跟民众期待确实有差距,这是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当然,我们希望现在的步伐能够大一些、快一些。

新京报:为什么政府部门不积极?

刘剑文:对政府而言,没有勇气和胆量是做不到预算公开的。预算公开涉及政府的利益和对官员权力的限制,我国当前处于转轨时期,谁能保证自己的每一项开支都是合理的?

新京报:这是不是说财政支出存在很多问题,所以有些信息不敢公开?

刘剑文:有我国现行体制和机制的原因,存在一些不合理支出的现象并不奇怪。公开预算收支情况会让政府伤筋动骨,这是权力限制、规范和制衡的问题。

通过公开,可以检验收支合理性和合法性。一旦公开了,很多信息大白于天下,民众就有起码的判断能力。

谈作用 预算公开是反腐最有效方式

新京报:如何看待预算与反腐的关系?

刘剑文:预算是权力制衡最有效的方式。如果预算真正公开,能够把政府收支两条线控制住,可以减少腐败。

新京报:怎么理解?

刘剑文:预算不公开,政府行为不受限,自然存在暗箱操作。如果都公开了,自然这些行为都会收敛。这对改变政府形象意义很大。

不过有人说,限控公款吃喝影响了GDP。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减少吃喝上不合理的支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增加了政府收入。

新京报:为什么公众对三公经费的关注高?

刘剑文:不少人理解的三公,就是买了好车,吃了公款,到哪里旅游,存在不理性。

三公经费强调的是公务花费,有一定必要性,我们要看是否超标。所以,要促使其越少越好,逐步合理化。

新京报:我国三公消费一年高达9000亿?

刘剑文:数字来源不确定。但无论多少,至少现在一些(三公)案例有不合理的。

新京报:在三公上如何来抑制不合理消费?

刘剑文:制定标准、公开花费。公款接待方面必须有标准,公车方面,首先是标准的执行;其二是减少官员数量。出国方面,也是严格标准的执行和审批。

谈改进 公众对预算关注度还不够高

新京报:预算公开也确实引来了公众对政府的质疑,比如此前广州公立幼儿园的高额财政补贴。

刘剑文:公办幼儿园到底该不该补贴?这些信息公开以后,才能检验这些制度是否合理,民众有判断的标准。

总的来说,预算如何推开,一方面取决于高层到底有多大的决心,另一方面也需要公众倒逼。从整个发展趋势看,必须要这么做。

新京报:预算公开可以从哪些方面加强?

刘剑文:当前公众对预算关注度还不够高,事实上,预算涉及大家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

包括人大代表关注度也还不够。

新京报:但今年两会上的预算报告反对票很高。

刘剑文:人大代表认知的高低不一样。但大家潜意识觉得预决算不公平,所以有很多反对票。事实上,有不少人大代表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投反对票的,比如一些基层代表。如果刨除这些因素,反对票其实会更高。

这是好事情,这就是一面镜子。

新京报:那人大应如何加强对预算的控制力?

刘剑文: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只有20来人,不足以应对当前庞大的预算报告。我们也建议,全国人大预算工委应当充实力量,增加200个编制也不算多。如果预算做得好的话,估计每年可以给国家省500-1000亿元。因为审核很细,一些不合理开销就能减掉。

谈路径 推动预算公开要靠顶层设计

新京报:当前主要是政府部门公开,人大、政协等单位是否也应该公开?

刘剑文:人大、司法机关、政协等也要逐步推进预算公开。因为所有国家机关运转所需要经费是由纳税人提供的。因此,没有理由不对纳税人公开、对社会公开、接受民众监督。

但预算公开本身也是博弈的一个过程,监督力量越大,公开也就会越来越好,社会就越来越稳定。

新京报:博弈过程中,哪些方面的推动比较有效?

刘剑文:最重要的还是顶层设计,一些改革是自上而下才能推动的。

同时还有预算法的修订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预算法》(修正案)已经二审了。社会提了30多万条意见,但缺少反馈。

新京报: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预算法”?

刘剑文:(预算法修正案)二审稿公布后,很多人不满意,比如还是沿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计划经济时期所制定的《预算条例》的宗旨。此外,立法机关权限缺失、问责机制缺失等。

新京报:修订应如何把握?

刘剑文:预算法宗旨上必须明确,预算法就是对政府收支行为的控制和规范。在权限设置上,要赋予人大对预算的否定权、修改权和调整权。

同时就是要强化问责机制。当前在《预算法》中对这方面也是比较缺失的。

新京报:如何问责?

刘剑文:比如政府要定期向人大报告预决算的执行情况。介绍情况后,大家还要提问,财政支出是否合理、合法等。

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尚需形成,人大越是加强对政府的监督,越有助于政府做好工作。

新京报:包括浙江温岭、四川白庙等,都出现了公民参与式预算或彻底公开的案例,你觉得这种模式是否可以推广?

刘剑文:白庙公开好几年了,基本还是孤例。我们不要过多指望某个地方试点后,在全国推开。还是要中央高层下决心,从顶层设计上规定。

新京报:香港模式有可借鉴性吗?

刘剑文:香港从预算编制到最后公开,全过程都是有民众参与。我们现在民主化进程比较缓慢,预算推进也比较艰难。

监督政府不是一件坏事情,政府官员需要转变观念,不能畏惧和逃避向公众公布账户。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蒋彦鑫

中国网络新闻报采编员 姜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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