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焦虑”也称集体焦虑，几乎充斥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已成为当今中国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标志。和个人焦虑不同的是，集体焦虑特属于某个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不定，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紧张心理状态。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

　　3月8日至3月14日，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就“当下中国人为何焦虑？焦虑程度几何”做问卷调查，得出以下几项结论：一是认为“全民焦虑”是当下中国的一种社会病基本成共识；二是当下中国人焦虑度比较高；三是中国人的集体焦虑问题多，且焦虑面广；四是公众对关系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的焦虑程度远超对宏大命题的焦虑；五是焦虑情绪是会相互传染的；六是全民焦虑症的最终破解需全社会参与，但公众更多期待政府能够积极作为。

　　究其原因，中国人为何会如此焦虑？中国现阶段，既要面对全球化、信息化所带来的新型风险，如局部战争、恐怖主义、金融震荡、文化冲突、粮食危机、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等，还要面对传统类型的风险，如各种传染病、自然灾害等。在以工业化、城镇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中，还要面对诸如失业、贫富分化、生产事故、劳资冲突等社会风险。如今，中国正处于加速发展的进程中，各项政策、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使人们对于未来缺乏稳定预期；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迭加，加剧中国社会结构的失衡；转型期社会信仰的缺失、道德危机，新的规则体系尚未确立；伴随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各种风险共生，使焦虑呈几何级数增加。

　　专家在分析种种社会现象后认为，社会焦虑可能引发不少越轨行为，加重人们不切实际的高期望值心理和相应的短期化行为，催生某些有害的、失控的群体行为，可能程度不同地降低人们的幸福指数和满意度，加重或放大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不满情绪。显然，尽管社会焦虑本身并不是外在的社会问题，但它对社会问题的生成和加重无疑会起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

　　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要想在短期内彻底治愈“社会焦虑症”是不现实的，但通过全民参与及政府积极作为，缓解全民焦虑现象则是能够做到的。比如，打造公正合理的规则体系；加快构筑一个全民共享的发展型民生保障体系；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心理救助体系等等。

　　调查时间：2013年3月8日至3月14日，共7天

　　调查样本：6027人(网友5548人；随机问卷479人)

　　调查方式：在搜狐网、人民论坛网等多家网站推出调查问卷；联合人民论坛调研基地

　　随机发放书面问卷(发出5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79份)

　　数据处理：网友占权重70%；随机问卷调查占权重30%

　　近九成受访者认同“全民焦虑”已成当下中国的社会病

　　◆ 超六成受访者自认焦虑程度较深；过八成公众认为焦虑情绪会“传染”

　　◆ 个人层面，公众最焦虑的三个问题是：“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人际关系紧张、信任危机”、“工作压力大”

　　◆ 国家社会层面，公众最焦虑的三个问题是：“物价涨得比工资快”、“权力不受制约，腐败易发多发”、“食品、药品、产品安全缺乏保障”

　　◆ 公众心目中“全民焦虑症”的三大症结：“权力不受制约的不公正感”、“社会保障不足的不安全感”、“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被剥夺感”

　　一、“沸腾心理”生出泛化的社会焦虑，对症下药破解焦虑难题

　　香港颁布“禁奶令”，人们从而担心婴儿再难吃上安全的奶粉；李天一涉案被捕，人们则又一次担心司法公正受到权力的干扰……，在当下，沉心体察每一个公共事件背后的社会情绪，都会发现公众难言又难掩的焦虑。日前，全国两会北京代表团的讨论中，北京市市长王安顺提出“社会浮躁焦虑”现象，一直以来，媒体亦极其关注当前的集体焦虑和公共焦虑。的确，在喧哗而骚动的互联网时代，面对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腐败高发等诸多问题，普通人的情绪往往被点点滴滴地激发出来并高度密集地膨胀在一个特定空间里，焦虑已不复是一种个人心理和情绪，“沸腾心理”产生出泛化的社会焦虑。“有钱人焦虑，没钱人也焦虑”，“三躁”(急躁、浮躁、暴躁)大行其道，对于这样的社会现象，有学者将其诊断为“全民焦虑症”，视其为当代中国的“社会病”。

　　事实上，如同中等收入陷阱一样，每个国家在发展的道路上似乎也都绕不开突然爆发的社会焦虑，我们需要的是正视其存在，明晰其程度、症结和缓解之道。那么，当下中国患上“全民焦虑症”了吗？公众为何焦虑，焦虑程度几何？如何有效化解焦虑？对此，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于2013年3月8日至3月14日发起“当前中国人焦虑程度调查”，以访谈和网络调查的形式搜集民意，以便更确切地厘清公众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对症下药，破解焦虑困境。

　　二、近九成受访者认同“全民焦虑”已成当下中国的社会病

　　调查结果显示，80.1%的受访者经常使用“烦躁”、“压力山大”、“郁闷”、“纠结”来表达心情，74.5%的受访者认为身边70%以上的人会不定期出现焦虑状况；而88.9%的受访者同意“全民焦虑症”已成当下中国的社会病。

　　“社会性的焦虑特属于某些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不定，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焦虑”，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认为，“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人们所焦虑的对象或有不同，但在其性质和内容上又存在着一些共性。就如贫困者或忧虑自己生存的缺乏保障，而富有者也可能忧虑自己财产的缺乏保障。两者虽然不可等量齐观，而忧虑则一”。

　　梳理受访者的意见，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目前的焦虑并非仅发生在特定人群，从东部都市到西部农村，从普通民众到达官巨富，焦虑蔓延于每一个群体，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焦虑对象，却有着共同的焦虑心理；二、焦虑也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工作压力、婚姻家庭固然让人焦灼，但贫富差距、环境恶化、食品安全更令人忧虑；三、焦虑、浮躁的情绪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自嘲为“屌丝”折射焦虑，对公共事件过激反应体现焦虑，对外妄自菲薄或过于强硬都是源于焦虑，“老不信”更是一种深沉的焦虑。

　　综合数据和材料，不难看出，财富在增加，快乐却在减少，伴随各种社会问题和现代化负面影响的累积，焦虑确实已经超越了个体的心理状态，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全民焦虑”是为时代的病症。

　　三、当前最让公众焦虑的问题是“看不起病、养不起老”、“物价涨得比工资快”

　　然而，身处一个患上“全民焦虑症”的时代，大面积的社会焦虑当中，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分层，有些来自于个人日常生活层面，比如工作压力大、通勤成本高、人际关系紧张、信任危机等；也有些来自于更深刻的国家社会层面，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食品、药品、产品安全缺乏保障等。那么，分别就这两个层面而言，公众最焦虑的问题有哪些？

　　调查结果表明，在个人层面，公众最焦虑的三个问题依次是：“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人际关系紧张、信任危机”、“工作压力大”，得票率分别为61.2%、50.5%、47.9%。接下来依次是“买不起房”、“入学难、升学难、教育问题多多”、“失业容易就业难”、“交通拥堵、通勤成本太高”、“提拔、升职、绩效焦虑”、“婚姻问题和家庭危机”、“手机等电子产品让人沉溺”。

　　在国家社会层面，“物价涨得比工资快”、“权力不受制约，腐败易发多发”、“食品、药品、产品安全缺乏保障”则分别以77.8%、74.9%、74.0%的得票率位居公众最焦虑问题的前三位。接下来依次是“环境恶化，空气、水、土壤污染严重”、“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贫富差距拉大”、“养老是个难题”、“房价可望不可及”、“维权越来越难”、“豆腐渣工程层出不穷”、“改革推不动”、“文化缺乏征服力”、“国际形象不尽人意”、“经济发展减速”。

　　具体到调查数据中，则有若干特别之处值得关注：其一、国家社会层面问题的得票数普遍高于个人层面的问题。尤其“物价涨得比工资快”、“权力不受制约，腐败易发多发”、“食品、药品、产品安全缺乏保障”、“环境恶化，空气、水、土壤污染严重”、“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贫富差距拉大”、“养老是个难题”、“房价可望不可及”八项均有超过60%的得票率且互相之间得票差距甚小。从整体而言，它们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当前公众最焦虑的八大问题。其二，在国家层面的问题中，“经济发展减速”一项得票最低，与媒体营造的舆论氛围存在一定反差。原因可能有二，一者公众对未来经济增长有相当的信心，二者公众在潜移默化中开始更关注经济发展的“质”而非经济增长的“量”，再一次反证“GDP挂帅”业已过时。其三，“人际关系紧张、信任危机”超越买房及教育和就业问题成为受访者最感焦虑的第二大个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明陌生人社会的隔膜和冷漠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无形压力，精神上的疏离和漂泊感让当代人无边地焦虑。此外，仅就焦虑情绪而言，公众对切身相关话题的关注程度远高于宏大命题，此次调查中，“改革推不动”、“文化缺乏征服力”、“国际形象不尽人意”、“经济发展减速”等问题关注度均相对较低。

　　四、超六成受访者自认焦虑程度较深；仅有1.7%的公众自认不焦虑；焦虑情绪会“传染”

　　精神上漂泊的一代焦虑程度几何？调查显示，在回答“如果给您的焦虑程度打分，焦虑程度越高分数越高(满分为5分)，您的分值是”这一问题时，65.5%的受调查者选择 “4-5分”，自认焦虑程度较深；25.6%的受访者选择“3分”，认为自己比较焦虑；7.2%的人认为自己“不太焦虑”；仅有1.7%的人认为自己“不焦虑”。

　　数据表明，多数人处于深度焦虑之中。有受访者称：“无从捉摸的焦虑感由内而外、纷繁交替，炙烤着内心、躁动着灵魂”。而在调查过程中，形形色色、程度深浅各异的新“焦虑症”也被发掘出来，PM2.5焦虑、奶粉焦虑、过节焦虑、高薪贫困焦虑、儿童焦虑、考试焦虑、职场焦虑、恋爱焦虑、孕期焦虑，中年焦虑……显而易见，一方面，短短三十多年间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社会变迁、飞速发展、市场竞争、规范缺失、保障缺位等把人们置于深沉的、多种多样的焦虑之中，比学赶超，焦虑已经内化为当代人心理和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贴着不同标签的群体有着不同的众多焦虑，不管是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进城务工人员、“蚁族”，还是公务员、企业家、知识分子，抑或是从小、中、大学生到年轻白领，再到中年骨干，甚至是退休老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焦虑，严重影响到各自的幸福感。

　　现今的焦虑症确已蔚成声势、病势深沉了么？或许也不尽如此，因为调查结果还显示，高达81.1%的受访者认为焦虑情绪会“传染”。专家也指出，焦虑情绪确实存在“传染”效应和放大效应。从公众的信息渠道来说，微博、微信及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发展，使得公众随时随地发声成为可能。当下中国社会急速转型、变革，社会矛盾加剧，各种冲突也随之而来，“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负面信息容易发酵，公众的焦虑情绪往往因此而无谓加重。从传媒规律而言，媒体报道本身就具有对事件的放大效应，再加上新媒体不仅能够制造、发布和传播新闻，还促进了发布者、评论者、浏览者三方之间的交流，由此形成了一种更加多向的交流空间，导致公众的焦虑情绪传染速度更快。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群体的普遍性格特征容易受无意识支配，这种“无意义”的网上发声有时只是在试图缓解焦虑、无聊等情感，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常常会把“郁闷”“压力山大”等挂在嘴边，这是一种变相的宣泄方式，多由传染导致。事实上，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具有传染性，比如自杀行为的“维特效应”，就是说自杀行为也是会“传染”的。

　　综上，这是一个新焦虑时代，整个社会的焦虑形形色色、困扰人心，而这焦虑同时也是经过了反复宣泄、传染而放大了的焦虑，要破解“全民焦虑症”，亟需认清这一体两面。

　　五、公众心目中“全民焦虑症”的三大症结：“权力不受制约的不公正感”、“社会保障不足的不安全感”、“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被剥夺感”

　　在受访者心目中，“全民焦虑症”的三大症结依次是“权力不受制约的不公正感”、“社会保障不足的不安全感”、“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被剥夺感”，得票率分别为79.3%、74.5%和72.9%。相对于专家对焦虑成因的分析而言，“转型期的变动和不确定性”以及“发展速度过快的不适应感”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关注。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公众心目中的三大症结，直观地折射出公众对安全、公平和尊重的需要。正如有专家指出，当前民众中出现普遍的焦虑情绪，是因温饱之后，他们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在旧有的结构和规范下，尚未得到足够的尊重。

　　与之相应，如何缓解“全民焦虑症”？调查发现，在受访者的期待中，希望政府首先解决的三个问题是“腐败问题”、“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和“食品、药品、产品安全问题”，得票率依次为84.4%、74.1%和73.7%。与此同时，其余的五个选项，诸如高房价问题、物价飞涨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教育公平问题、空气、水、土壤治理问题也都有不少于50%的得票率。

　　说到底，公众热切期待政府积极作为，如消除腐败，致力于建立安全和诚信的工作生活环境，在收入分配、司法、身份(户籍制度)、教育和医疗方面实现公正和公平，还有缓解就业、住房压力等。因为心理学意义上的所谓焦虑，“正是在求与得之间的熬煎，确定求得或确定求不得，均不会焦虑，有企盼才会有焦虑”。

　　此外，告别“全民焦虑症”，不仅是政府加强作为，媒体、专家积极介入的过程，更是一个全民参与的过程，个人也当作出努力。在调查中，多数受访者赞同，每个个体最应努力做到的四点是：一，“行动改变中国，点滴从我做起”，占比49.2%；二，“更理性客观地看待各类社会问题”，占比47.5%；三，“学点心理学，学会调试心情”，占比42.4%；四，“不抱怨、不盲从，培育积极心态”，占比34.1%。

　　习近平同志曾谈到，“其实老的问题和新的问题，在中国社会里面同时存在。老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还在面对新的问题，在问题面前也急不得，要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对这些问题”。有专家也指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似乎给每个人都提供了流动的机会，但通过流动而真正实现最初希望的人并不会太多，大多数人可能都认为先前的目标没有实现，因而焦虑。其实，惠特曼在19世纪末的《大路之歌》中就唱道，“你刚到达你要去的那座城市，还没有满足地安顿下来，你又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呼唤叫了出去”，或许，一定程度的变动和焦虑，正是现代社会的生命力所在。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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