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网》4月1日刊文《中国须打破对非关系的“新殖民主义”魔咒》，文章指出，中非关系日益加深，而西方媒体则无端大肆炒作中国在非洲进行“新殖民主义”，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参与非洲的发展是对中国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一大考验。主要内容编译如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其履新后的首次出访中，非洲占有重要位置。习近平在坦桑尼亚的演讲中围绕“真、实、亲、诚”，全面阐述中非关系和对非政策，他说，新形势下中非关系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中方发展对非关系力度不会削弱只会加强，并宣布三年内中方将向非洲提供200亿美元贷款额度。

　　对非关系是中国重要的外交基石。就地缘政治而言，非洲是中国调节与世界大国力量平衡的杠杆。中国外交的传统优势在发展中国家，而非洲则是发展中国家最多的大陆。中国在可见的将来要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离不开非洲的支持。尤其在美国挤压中国的战略生存空间，总体国际环境有所恶化的今天，稳住非洲并得到非洲大陆的支持，非常重要。

　　稳住和发展对非关系，不仅有政治和外交意义，更有经济价值。改革开放前，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中非关系是单纯的政治关系，到了90年代，中非关系则在政治关系的基础上，更多地转向经贸关系。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向全球大国转变，非洲更多地成为向中国出口原材料的市场和中国商品的销售地。这一趋势未来只会进一步加强。

　　目前非洲大陆正处于发展转型期，加强投资、贸易和技术转让是非洲国家的普遍诉求，中国则在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资源和能源的约束瓶颈更加突出，产能处于过剩状态，需要开辟新的出口市场。中非之间发展经贸关系，具有很强互补性：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不仅能改善非洲人民的生活，来自中国的投资更为非洲民众提供就业机会；而非洲的矿产能源和广阔的市场，也对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能源约束和产能过剩问题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是中非经贸关系自2006年以来快速发展的根源。

　　“新殖民主义”　在非洲也有很大市场

　　但也正由这种快速发展的经贸关系带动的中非关系，近年来始终暗含着一股不可忽视的潜流，这就是所谓中国的“新殖民主义”论调，它几乎成了套在中国头上的魔咒。“新殖民主义”虽然是西方一些国家和媒体炒作出来的，但显然它在非洲也有很大市场。

　　在习访非前夕，尼日利亚央行行长萨努西就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非洲必须抛弃对中国的浪漫期许》的文章，声言“中国不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员，它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能够用和当年西方列强一样的手段来剥削非洲”。这种看法不但在非洲的政界，更在非洲的知识分子中流行。

　　从“新殖民主义”论调的出笼来看，其背景是西方国家尤其是前殖民地宗主国感受到了中国对非影响力的增强，威胁到了自己在非洲的利益与价值，就此而言，中国似乎应该高兴。然而，中国自身应清楚，这种影响力主要是通过经济援助和商品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虽然经济和商品的力量最终会投射到政治和外交领域，但毕竟不等于政治和外交力量本身。因此，中国不要简单地以为“新殖民主义”是西方嫉妒中国力量上升的结果，如果不能很好地打消非洲一些国家和知识分子的这种印象，将会对发展中非关系造成很大的“杀伤力”。

　　必须承认，在目前的国际关系中，西方还占据着国际正义和道德优势的高地，西方的舆论还主导和影响着世界。某种意义上，“新殖民主义”正是西方利用自己的话语权优势，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只重利润、只会“索取”而不关心非洲民主和人权的国家。他们故意不看中非之间的经贸关系是一种基于平等基础上的合作关系，其与殖民时代那种不平等的合作关系有着本质区别——它在给中国带来利益的同时更多给非洲人民带来利益。特别是，中国的对非援助本着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是纯粹的帮助非洲发展之举。

　　然而，正是在这点上，犯了西方之大忌，被西方解读为对非洲一些专政政权的扶持。西方舆论对中国形象的这种妖魔化，使得中国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仅停留在非洲国家的政府层面，未能深入到社会和民间，甚至非洲一些国家的政府，也有意识地在一些国际事务中，与中国拉开距离。

　　中国须通过恰当方式参与非洲现代化

　　因此，“新殖民主义”论提醒中国，在发展中非经贸关系及开展对非援助时，需要注意方式方法。可以肯定地说，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对非在文化、政治、社会方面还缺乏吸引力。非洲虽然需要中国的投资，但在文化和价值观上，则更多受欧美影响。同时，非洲的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其现代意识正在增强，普通民众尤其是知识群体的民主、人权、参与意识都有很大提高。这就要求中国通过恰当的方式，积极参与、引导和塑造非洲的现代化。从而，需要中国从过去的经贸为主发展为全方位的关系，把以前不足的领域都发展起来。

　　为此需要强调三点：一是在投资和援助中虽然仍有必要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但并不等于可以漠视当事国的政局及侵犯人权之事。中国可以选择有限度地介入，当然介入的目的不是像西方一样去推翻人家的政权，而是提醒其注意，或者充当调停人。假如援助国政府在当地名声太差，还应该在项目选择上，尽可能与民生挂钩，对改善当地民众生活有直接的帮助，且全程监督项目的开展。即使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也应该这么做。

　　在这一方面，中国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卢沙野日前就习访非在接受非洲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中国建设性参与非洲和平安全事务，不代表中国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也不意味着中国对非洲发生的和平安全危机漠不关心、袖手旁观。

　　二是把社会力量引入发展对非关系中，加强民间对非援助力度。目前中国基本上是官方垄断了对非关系，这不利于与非洲民众的直接接触，也不利于中国的援助直接让非洲民众受益。让民间力量参与进来，中国政府可以把官方的援助，以民间的形式，直接开展与非洲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从而避开一部分援助款被非洲一些国家政府截流的可能。

　　三是中国的企业要增强社会责任，不能把国内的一套管理方式和做法运用在非洲。要更多吸纳当地民众就业，强化环保职责，同时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在中非能源合作上，本着互利共赢原则，循国际惯例和市场规则，在满足中国自身合理能源需求的同时，致力于造福当地民众，帮助它们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带动共同发展。

　　总的来看，中非双方都有意愿，不仅提升双边关系，而且要将此种关系升级换代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这就必须打破“新殖民主义”的魔咒。一方面，它需要中国自身塑造社会全面发展的国家形象，增强软实力；另一方面，通过对非洲国家的投资和援助，以非洲人民能够接受的方式，增强其自主发展能力，帮助非洲大陆消灭贫困和苦难，鼓励它们融入世界经济。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多主体地发展中非关系。（作者：邓聿文 中国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