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各地陆续开始公布本级政府2012年“三公”经费决算和2013年“三公”经费预算。政府财政透明度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

记者从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获悉，该中心起草的《2013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下称《报告》)已经撰写完毕。这是该中心第五次推出《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包括《2013年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2013年省级行政收支及相关信息透明度评估》以及《省级政府部门预算透明度评估》三个分报告，以及新增加的《省级政府部门“三公”经费透明度特别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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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省份公开的信息不到1/3

与往年一样，2013年省级(不包括港澳台地区)财政透明度评估仍然包括态度评估和项目评估两个部分，满分为1180分。

其中，项目评估包括一般预算基金、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险基金、国有企业基金4个大项(总共包括113个小项)。课题组表示，之所以选择考察此四大基金，一方面是基于信息报告完整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为与现有的财政信息报告体系相吻合。

一般预算基金包含50个小项，政府性基金包含17个小项，社会保险基金包含30个小项，国有企业基金包含16个小项。每个小项满分10分，项目评分共计1130分。

而态度评分，则是课题组通过信件的方式向各省份4个部门(省财政厅、人社厅、国资委及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申请信息公开，然后根据相关回复情况评定的。态度评分满分为50分，一个省份若有两个及以上部门回复则为满分，只有1个回复的得25分，无回复的态度得分为0分。

调查结果显示，31个省份财政透明度平均得分为370.56分，换算为按百分制计算的得分为31.4分，这意味着31个省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只公开了全部调查信息中不到1/3的信息。因此，从调查对象的整体水平上来看，我国省级财政透明度状况仍然不高。下文的得分均为换算后的百分制得分。

课题组通过信息公开申请、网上检索(如政府官方网站)及出版物(如政府统计年鉴)查找等渠道，搜索得到相关信息。项目资料查找截止日期为2012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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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出现两个及格省份

今年，在31个省份中，财政透明度状况最好的省份是海南省，得分为77.7分；紧随其后的福建省得分为68.46分。这两个省得分超过了60分及格线，这是课题组进行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5年来首次有省份冲破及格线。而得分最低的3个省份依次是吉林(14分)、辽宁(18.69分)、浙江(19.44分)，均不超过20分。

从得分分布来看，20～30分的省份最多，占48.39%；30～40分的省份占19.35%；而及格的省份仅有6.45%。大多数省份信息公开程度较低。

但相比往年，今年各省份的财政透明度整体状况有明显提高。2013年，31个省市财政透明度平均得分为31.4分，去年这一得分为25.33分。与去年相比，31个省份的财政透明度提高了23.96个百分点，这是项目组进行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以来增幅度最大的年份，这说明从2012年到2013年，我国省级财政透明度在以较明显的增幅改善。

另外，分项目财政透明度也变化较大。总体来看，公开信息的项目在增多。2013年，公开信息的项目占比为83.19%，明显高于去年的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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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基金透明度相对最好

在一般预算基金、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险基金、国有企业基金4个大项中，社会保险基金的透明度相对最好，其次是政府性基金，再次是一般预算基金，国有企业基金最差，得分分别为40.89分、26.45分、25.21分与20.83分。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一般预算基金与政府性基金的透明度进步较大。2013年一般预算基金与政府性基金透明度的百分制得分为25.52分，比去年一般政府基金(注：一般政府基金今年被拆分为一般预算基金与政府性基金两项)透明度得分20.45分高出5.07分。

另外，社会保险基金的透明度也有很大提高。2013年社会保险基金透明度的百分制得分为40.89分，比去年高出10.72分。最后，国有企业基金的透明度状况则有所提高。今年国有企业基金透明度的百分制得分为20.83分，比去年的18.82分高出2.01分，信息公开情况有所进步。

在社会保险基金项目中，社保基金收支总额及余额信息公开比较完整，而社会保险基金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总额与资产负债表的信息以及社保基金收入明细、支出明细、资产明细、负债明细信息的透明度则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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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项目完全没有公开

统计结果显示，一般预算产权参股支出总额及按投资项目分列的支出数额、按债权人性质分列的债务收入数额以及一般预算基金累计债务总额以及累计内债、累计外债金额等19项，信息完全没有公开，在113个透明度项目中的占比约16.81%。

在透明度得分最低的国有企业基金这一大项中，各省各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财务成果完全没有任何公开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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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经费公开与民众期望有差距

今年，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首次对全国31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三公”经费公开情况作了调查与评估，并推出《省级政府部门“三公”经费透明度特别评估》。

在所有的政府部门中，课题组选择了办公厅、财政厅、发改委等30个与社会公众的联系较大的省级单位作为调查评估对象。调查方式为网上查找，课题组登录各个政府部门的正规网站，查找是否公开了“三公”经费；查找范围包括2011年“三公”经费决算和2012年“三公”经费预算的公开情况。

评估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有17个省份公开了“三公”经费，但公开的部门数量不尽相同，多的有29个，少的只有1个；有14个省份未公开“三公”经费，即在查找的30个部门范围内，没有一个部门公开“三公”经费。

2012年4月，中央要求省级政府在两年内全面公开“三公”经费，即从2012年4月至2014年3月公开了“三公”经费即符合中央的意图，但近一半的省份没有公开“三公”经费，显然与民众的期望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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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经费14个省份厅局未公开

从各省份的查找结果来看，公开部门最多的是上海，30个部门中有29个在2011年和2012年都公开了“三公”经费；未公开的部门是物价局，这可能是因为上海市物价局内设于发改委的缘故，如考虑到这一因素，则上海市应属于全部公开了。

值得一提的是，“三公”经费公开情况的好坏似乎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的联系，经费发达地区如上海、北京公开的情况较好，但浙江、江苏却很差；经济落后地区如贵州、甘肃公开的情况较差，但陕西、青海却不错。

30个部门中，以2012年“三公”经费预算的公布情况为标准，“三公”经费公开最多的部门是商务厅，有11个省份的商务厅公开了“三公”经费；公开最少的部门是人大、政协和物价局，分别只有1个省份的该部门公开了“三公”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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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三公”经费公开的真实性有待考察

为了考察各省份与部门所公开的“三公”经费的具体支出数据情况，课题组选择了卫生厅、建设厅、文化厅和商务厅4个“三公”经费公开情况较好的部门作为代表来进行分析。

课题组认为，在公开的“三公”经费数据中，有些地方的部门数据明显存在问题，反映出地方“三公”经费公开的真实性有待考察。如新疆上述4个部门2012年的“因公出国(境)费”均为零，这意味着新疆卫生厅、建设厅、文化厅和商务厅2012年没有一个人因公出过国(境)。实际上，在我们调查的30个样本部门中，新疆2012年公开了23个部门，其中有18个部门的“因公出国(境)费”方面均为零，只有财政厅、交通厅、国资委、体育局和地税局5个部门有“因公出国(境)费”。课题组认为，这种现象再怎么解释也不能让人信服。

为了方便做好“三公”经费的公开工作，在《2011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支出经济分类科目”中新增加了“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工具购置”和“其他交通工具运行维护”等科目。

课题组认为，这种做法表面看来，暂时有可能会推进“三公”经费的公开工作，但却阻碍了整个财政信息公开的工作。从信息公开的顶层设计上看，完全没有必要专门去公开“三公”经费，只要将整个财政信息公开了，人们自然就会知道真正的“三公”经费是多少。在没有整体财政信息公开的情况下，被公开的“三公”经费其全面性与真实性很容易让人存疑。 《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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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受访者担心公款吃喝回潮

豪华饭店门庭冷落、刀鱼龙井价格跳水、白酒企业股价下跌……连月来，新一届党中央和政府在公务接待问题上频频发狠话、出重拳，公款吃喝乱象得到明显治理。然而，近日媒体暗访发现，一些地方的吃喝一条街又热闹起来，公款吃喝大有回潮之势。

治理公款吃喝如何才能持久？上周，一项对5842人进行的题为“你怎么看一些地方公款吃喝回潮”的在线调查显示，52.0%的受访者对近期新一届党中央和政府治理公款吃喝的力度表示肯定。但同时，91.4%的受访者担心公款吃喝之风大面积回潮，其中75.1%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担心”。要保证公款吃喝治理效果的持久性，71.6%的受访者首选“严格公款报销制度，禁止直接或变相报销吃喝款”。

调查中，29.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身份是政府公职人员。

44.7%的人坦言身边公款吃喝现象减少

对于新一届党中央和政府此番治理公款吃喝的效果，调查显示，有44.7%的受访者坦言，近来自己身边的公款吃喝现象确有减少，42.3%的受访者表示没有显著减少，13.0%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普通受访者，接受调查的政府公职人员的感受更为明显。具体而言，接受调查的政府公职人员中，认为近来公款吃喝现象有明显减少的人占到了52.5%，而这一比例在普通受访者中为41.4%。

对于此次中央治理公款吃喝的效果，家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退休国企干部王忠智有着切身感受。他告诉记者，以前每次去饭店吃饭，总能碰到很多公款吃喝的干部，最近几个月，已经很难见到这样的场景了，公款吃喝明显收敛了很多。“虽然效果有了，但也仅限于收敛，而非根治。想要彻底治理，就必须在制度上下功夫。比如政府能不能从现在开始，限定每年用于公务接待的财政资金数目，然后硬性规定逐年减少的比例；再比如中央能否出台专门针对公款吃喝问题的相关规定，包括严格、刚性的惩罚措施等。”王忠智说。

著名“三公”问题研究专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央此番治理公款吃喝之所以会取得积极效果，主要原因有三点：首先，中央领导集体做好了表率，有着很强的带头与示范作用；其次，对于公款吃喝问题的处罚比较严厉，比如中纪委史无前例地在全国范围内通报了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最后，在治理过程中，公众监督特别是媒体监督比较到位，这有利于治理效果得到巩固。

九成人表示公款吃喝回潮损害政府公信力

虽然中央治理公款吃喝的效果比较明显，但公众对于公款吃喝回潮的担心并没有消除。调查中，91.4%的受访者直言担心公款吃喝之风大面积回潮。90.4%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公款吃喝现象回潮，将会对政府公信力产生损害，其中78.9%的人表示损害将“非常大”。

在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王敬波教授看来，公众对于公款吃喝可能回潮的担心不无道理。公款吃喝的不正之风根深蒂固，简单的行政命令只能管得住一时，很难长久。而且，我们现在许多治理公款吃喝的手段，具有很强的软约束特点。这种手段用得再多、再狠，只要根本的利益分配格局和潜规则不被改变，“上行下不效”或者“上行下假效”的问题就很难得到根治。“任何雷声大雨点小的改革，毫无疑问都会损害政府公信力。如果此次治理不能彻底解决公款吃喝现象背后的制度性、结构性问题，就有可能对新一届政府的公信力产生损害。”王敬波说。

竹立家表示，党的十八大之后，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将改进工作作风、反对权力腐败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政府在老百姓中的威信也得到了确实提升。而这种老百姓眼中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为未来5～10年更大层面改革的成功，提供了重要保证。“新一届政府想要保持并继续提升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必须对官僚主义、公款吃喝等问题给予持续高压，保证治理效果的持久性。”

调查显示，92.7%的受访者表示，公款吃喝治理是否成功，关键要看效果的持久性。“当前公款吃喝治理已经到了关键时期，稍有放松就可能导致大范围回潮。”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教授龙太江表示，想要保住战斗成果并取得新胜利，就必须尽快完善治理公款吃喝的相关制度。首先，应该改变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开拓公众参与监督的渠道，充分运用社会监督的力量，让个别地方政府阳奉阴违的行为无处遁形；其次，应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特别是报销制度，不能让公款吃喝款直接或变向地被报销。

竹立家认为，公款吃喝之所以容易出现回潮，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当前公共财政不透明、预算缺乏硬约束。“想要彻底防止公款吃喝回潮，就必须管住官员手中的钱，通过加强人大监督、媒体网络监督等方式，让预算真正‘硬’起来。”“从以往的治理经验来看，单纯依靠中央三令五申只能兴起一时的节约之风，运动式的治理难见实际效果，而且不可持续。”王敬波指出，公务接待的奢侈浪费之所以会成为顽症，背后的原因在于行政权力的无序行使。资金、资源、项目等公共事务，个人升迁等私人利益都在公务接待中解决，于是公务接待的规格越来越高、开支越来越大。因此，想要彻底治理公款吃喝问题，建设节约高效的政府，就必须从加快行政体制改革、规范行政权力等深层次问题入手。《中国青年报》